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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6-03 15:14:5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朋也是那个更接近灯塔的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怡的遭遇和面临的困境并非孤例,新京报记者从多位植物人亲属处了解到,他们普遍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和经济负担,有的人因为治疗无望或经济所迫已经放弃治疗,有的人因为治疗和照护分歧而与亲人反目,有的人则还在苦苦寻觅让亲人苏醒的最后一根稻草,无论哪种情况,只要亲人成了植物人,身心折磨都如影随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他们最终能走到什么程度,医生只能发挥30%-40%的作用,其余只能靠家人护理。”杨艺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相久大说,为植物人提供基本的医疗和生活照护,让患者自然、平静、带着尊严走完生命最后一程是他的办托理念,家属只有接受了这个理念,才能把亲人送到这里。中心按月收费,每月的托养费用是7500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艺介绍,帮助植物人恢复意识的治疗就是植物人促醒治疗。在医学意义上,“醒”意味着患者能够稳定遵嘱,对诸如“睁眼闭眼”、“动手”等外界指令能重复做出响应,“相当于患者与外界间以前紧闭的大门出现了一道缝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相久大希望,托养中心能成为一个为家属解决后顾之忧的地方,家属把亲人送来后可以安心回归正常的工作生活。他很认同台湾一家植物人社会福利机构的理念,“安养一个植物人,就是安抚一个家庭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怡请的护工苏阿姨告诉记者,在护工行业,很多人不喜欢照顾植物人,一是因为要24小时守着病人,大家觉得不够自由,二是嫌不够卫生。与照顾普通老人相比,照顾植物人护工的工资要高30%~40%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副会长伊丽苏娅长期关注植物人群体。她认为,植物人托养机构审批难,在于政府没有将植物人纳入类似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服务和管理体系之中。这导致植物人托养机构的主管单位至今没有明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经济压力、身体压力、精神压力,我只能解决其中一个。”她说,为了母亲,她不能让自己倒在压力面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月10日,湖南省高级法院二审宣判,裁定驳回杜少平、罗光忠等8名被告人的上诉,全案维持原判。陈怡和她的母亲。受访者供图